膏方“简史”

　　膏方是中医丸、丹、膏、散、酒、汤、露、锭八种剂型之一。膏滋制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定义为一种半流体制剂，这种制剂是通过将中药饮片以水煎煮后，取其浓缩液，最后加入蜜或者糖完成的。膏方具有防病治病、培元固本、调理机体之功效。膏方既可治疗慢性消耗性疾病，又可滋补大病过后的虚弱病体，是兼顾治病与补虚双重作用的良剂。

　　早在战国时期《黄帝内经》中对于膏方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已有描述，有马膏、豕膏等记载。《灵枢·经筋》记有马膏外用并以白酒调和，用以缓解病情。《灵枢·痈疽》记载有用豕膏涂抹腋下治疗赤尖米疽。汉代《后汉书·华佗传》中记载:“若疾病发结于内……敷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书中用神膏外敷促进创口快速愈合。这些都是膏方外治法的表述。东汉末年，中药膏方已经明确作为内服制剂，如张仲景《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中记载了用大乌头煎煮熬制成膏体来治疗寒疝腹痛病，其中所载的药膏制备过程与现代膏方的制备工艺大体一致，也是将膏方作为内服用途的最早记录。

　　唐宋时期中药膏方不仅从制备和使用方法上有了新的发展，也扩大了其临床适用范围，膏方在这一时期基本成形。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膏方逐渐从外用制剂发展为外用、内服并用制剂，并将外用膏方称为“膏”，内服膏方称之为“煎”。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收载的裴氏五毒神膏、陈元膏、华佗虎骨膏等兼可外用内服。各种中药膏方制剂有用醋与猪油作为溶剂的特点。膏方制成之后，既可外用按摩病处，又可内服缓解症状。黑膏药制备首见记载于《肘后备急方》，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散结的功效。南北朝陈延之的《小品方》所载地黄煎，是最早的滋补膏方。唐代孙思邈对于膏方的制备与给药途径跟《肘后备急方》大体相似，且对膏方的制备流程和使用方法进行了较大的发展，《千金方》中个别“煎”已与现代膏方制备方法大体一致，如苏子煎。《备急千金要方》对于膏方的外用和内服使用方法区分的较为明确，以膏剂火灸按摩在外的伤病，用温酒内服膏剂治疗在内的病痛。直至唐朝，膏方已由治病疗疾逐渐向滋补调养延伸。《千金翼方·卷第十二·养性》中通过将生地黄煮制去渣后加入白蜜大枣浓煎的膏方内服可以使人肌肤嫩白，具有很好的美容效果。

　　金元时期在命名上“膏”代替了“煎”，如李东垣的清空膏，朱震亨的参术膏、润肺膏等。与此同时，中药膏方内服兼具补益和治疗的作用。中药膏方的制备工艺也逐渐完善，应用人群和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且偏重于治疗慢性疾病，具有补虚、养生、益寿延年的作用。例如《东垣试效方》所载的“清空膏”主要用来治疗偏头痛，《世医得效方》所载的“地黄膏”治疗红眼病；《丹溪心法》中所载的“消渴方”用来治疗消渴病肺热津伤之证；元朝时期许国祯的《御药院方》的“太和膏”“酸枣仁煎”可以治病补虚，效果也很好。

　　明清时期，中药膏方在承袭唐宋优秀成果的前提下，制剂工艺早已成熟，比之先前各朝代所载膏方更加固定。中药膏方制作时多次以水煎熬，对形成的药液进行浓缩，最后在药液中加入蜂蜜等。明朝王肯堂《证治准绳》中所记载的通声膏，将所开药物一起研成粗末，煎熬去药渣，加入杏仁液、蜂蜜等收膏，能化痰开窍、益气润肺，用于治疗久病气阴耗伤而致的语声不出之证。明代《景岳全书》所载两仪膏取人参、熟地黄水煎至浓稠，加入白蜜最后收膏，可以益气养血，治疗气血两亏、下元不固诸证。明清时期膏方命名更加明确。《证治准绳》有泽肤膏、地榆膏、通声膏等。通声膏和两仪膏不仅从制备流程上与现代膏方制备过程一致，并且功效更加突出。通声膏可治气阴耗伤所致语声不出之证; 两仪膏可以益气补血，治疗一切气血两虚之证，对后世医者遣方用药影响深远。众多著名的中药膏方在这个时期竞相涌现，如《寿世保元》中收载的茯苓膏；《本草纲目》中收载的益母草膏、苍术膏；《医便》中收载的龟鹿二仙膏；高秉钧《医学真传》中的琼脂膏和《古今医鉴》中的宁嗽膏等，因其效果较好，至今仍被沿用。明清时期中药膏方数量大增，《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中收录内服膏方近30万首，不仅数量增多，组方也逐渐复杂，如在《张聿青医案》中张聿青记述其常用20、30味甚至更多中药制备膏方。清代膏方成为继丸、散、丹、汤等剂型之后的临床常用剂型之一，在内、外、妇、儿各大科别的应用各有侧重。

　　膏方是中医养生文化的精髓，在进补方面有深厚的临床经验。近年来，安徽省中医院都会在冬令时节举办膏方节，越来越多的人青睐膏方，重视其防病保健的功效。中医膏方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秦汉时期兴起，唐宋时期成形，明清时期逐渐成熟，直至近现代膏方盛行，各种膏方学术流派兴起，现代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信息技术将膏方的发展推向了新高度。近年来人们对膏方的关注迎来新的高峰。